在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中，花儿们昂首枝头，绚丽夺目，衬映她们的绿叶则默默低垂，鲜有人关注。吕恩说，在中国当代剧坛上，“我是绿叶。”这是事实，更是自谦。其实，每枚绿叶都有她自己的故事，有的甚至比“红花”更丰富、更精彩。
吕恩，大名灌耳，然隔行隔山，无缘结识，与其过从是近年的事。去岁我出了一本小册子《书窗读月》，写了吕恩青年时代的几位至亲或师友，吴祖光、唐瑜、郁风和张定和等，我便送一册给她翻翻。往事悠悠。吕恩说我的文章把她带回青年时代，并回赠我一册她的回忆录《回首》。数通函札往返后，我请她日后返江南省亲，得便一定要到南京做客，我当尽地主之谊带她游桨声灯影的秦淮河，品夫子庙干丝鸭血汤。不几月，吕恩果至南京，约我相晤。尽管是初次相见，吕恩的平易、和蔼和通达，却使我们一见如故。我提议带她出去转转，她却说，南京变化大，不过到她这把年纪，出游不是观景而是看人了。我这才知道，她专程来宁，是为了看望她的恩师陈白尘夫人金玲女士的。88岁的吕恩，称大她两岁的金玲为师母，她到陈府第一件事是在陈白尘的遗像前躬身三鞠。衰年的吕恩仍不忘师恩，真是“恩”名副实。
我说我很想听她讲讲自己的故事。吕恩摇摇手，说“我是绿叶，没啥好说的。”我说那就说说您的师友们吧。吕恩欣然接受。她十分健谈，记忆力惊人，连一个甲子前的事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加之富于表情，把我带到了她60年前的岁月。
吕恩，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1938年考入国立剧专，毕业后驰骋在重庆、上海、香港和北京等地的戏剧舞台上。解放后在北京人艺工作，毕生演出了数十部话剧和电影。她说“我是从重庆起步，演小角色成长起来的”，从演《清宫外史》的瑾妃起步，演过花枝招展的交际花，演过又老又丑的妓女。别人以为演这些角色有损个人形象,吕恩不管这些，她认为有兴趣的就演。她也挑过大梁，解放后话剧《雷雨》中的繁漪、《伊索》中的梅丽达、《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的巫婆马聂法等，虽戏份不太重，但鲜活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评论家说“她的戏的特点是没有戏的痕迹”，足见功夫之深。
吕恩，江苏常熟人。本名俞晨。青年时代热爱演艺事业。中学时期遇于伶老师要她演戏，可父母坚决反对，认为“戏子”低人一等。为追求光明与自由，吕恩随动荡的时代大潮到了重庆。父母鞭长莫及，她毅然报考剧专。但她是孝女，为不“辱”俞氏门第，易名为吕恩，从外祖母姓吕，并示戴德感恩之意。当时剧专集聚着我国剧坛的一流精英，校长是俞上沅，老师有曹禺、张骏祥、吴晓邦、黄佐临、金韵芝（丹妮，佐临夫人）、吴祖光和陈白尘等等。吕恩与白杨、张瑞芳、秦怡、舒绣文、金山、赵丹等配戏，共同活跃在战时重庆的舞台上。吕恩对笔者说，她的这些师友们都是剧坛的主角，名编、名导或明星，是“红花”，吕恩自谦是跑龙套的“绿叶”。
吕恩虽是一位弱女子，但为革命也干过大事。1948年，张骏祥在香港导演电影《火葬》,要到北京拍外景，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干爸爸”夏衍找吕恩，要她带信函坐飞机到上海，在上海逗留一晚为党办四件事：通知阳翰笙身份已暴露，赶快离沪赴港；告知陈白尘赶快隐蔽；通知刘厚生火速到解放区与×××接头；转交宋之的由苏区转至家属王苹的信。吕恩一口应承。她把信函文件藏在箱底，又备了许多张自己的漂亮剧照，在过海关时，适时将剧照送给海关检查员，并塞上优厚的小费……她的这些点子果然生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回到香港后，夏衍拍拍她的肩膀说：“吕恩，你干得不错！”吕恩有点不明白，她问“干爸爸”，当时她与白杨、陶金等4人同行，白杨比她心细得多，为什么不让他们干。夏衍笑着幽默地说：“你糊涂，胆大。”豁达、爽朗的吕恩，愉悦地享受着属于她的那份“绿叶”的幸福。
吕恩个性色彩十分鲜明。她好热闹，当年是个顽皮的小姑娘。在“中艺”一年多没有发工资，为杀馋虫，与穷朋友结伙去偷“白尘先生为师母炖在锅里的肉”；（金玲患肺病，陈为她补身子熬的骨头汤）金山追张瑞芳写情书，信封上写她的名字，她当“二传手”；赵丹与叶露茜分手后追秦怡，见人开着车子来追秦怡，急得拉着吕恩的手，痛苦地说：“看，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吕恩安慰他：“你怕什么？她如果喜欢你，来了十个也不怕！”赵丹抱怨自己穷，“我家里只有一只小藤椅，我把她带到家里，坐在那个椅子上，上面还有个洞！”赵丹与黄宗英结婚后很幸福，吕恩调侃他：“秦怡现在还喜欢你吗？”赵丹笑而不语。……甚而连吴祖光追她时，也给秦怡写信。吕恩知道竟也不生气！吕恩率真、活泼，热情又顽皮，她敢想，敢说，也敢做。她做事拿得起、放得下。
吕恩就是吕恩。
“二流堂”的名字是郭沫若起的。住在碧庐的文艺家，都很有个性，自由散漫，懒散得很。盛家伦是代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爱睡懒觉。大家笑话他“只吃不拉。”（只读书，不写作）戏称他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二流子”这个词是1943年从延安传过来的，大家认为新鲜好玩,便互称“二流子”。一次郭沫若来玩，听大家互喊“二流子”，觉得有趣，说“我看这碧庐就叫二流堂吧！”还要给题匾，只是没找到宣纸，没写成。“二流堂”的外号就这样叫响了、传开了。
唐瑜，广东潮州人，大家叫他阿朗。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电影界，与潘汉年、夏衍是莫逆之交。他以仗义疏财、热情助友著称。他的胞兄是缅甸一富商。抗战岁月，上海的大批落魄文化人集聚重庆，没有房子住。唐瑜先后盖了三处房子，供文艺界朋友栖身。在重庆四德村建的一栋叫“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喜欢壁炉那种浪漫、温馨的情调。他请了一位大师傅为朋友们做饭，雇了一个保姆为大家洗衣服、打扫卫生。这里一切免费，过的是“共产主义”的生活。当时吴祖光、盛家伦、吕恩、高集、高汾、萨空了、方菁、沈求我（后为民革副主席）、金山、张瑞芳等均在此居住；夏衍、郭沫若、乔冠华、袁水拍、苗子夫妇、冯亦代等是这儿的常客；周恩来也去过。
抗战时日，生活艰苦，缺衣少食。唐瑜从仰光经缅滇公路带了两辆卡车和一辆高级轿车到重庆。一部卡车装满紧俏物资，供他做生意；一部卡车装满食品，与大家伙分享。小轿车自用。据传，他有一把金梳子，没钱用了，掰一根梳齿，就可对付一阵。碧庐坡上的路不好，晴天一路灰，雨天一路泥。某天，唐瑜与吴祖光回家时，对面飞来辆小轿车，他俩躲到路旁，那车直驰过去，溅了唐瑜一身泥。唐瑜望着那辆车，狠狠地骂了句“他妈的！”又对吴祖光说：“那车本就是我的，还有一把钥匙在我兜里呢。”他刚把车子卖掉。
大家称唐瑜是当代的孟尝君，他待人之真之诚，大家莫不交口称赞。他本是一人独住一间屋子，1945年5月导演贺孟斧病逝，他的妻子方菁带着一双儿女投奔碧庐。唐瑜让出自己的房间，与吴祖光、萨空了、沈求我、盛家伦一起睡大通铺。1944年秦怡婚变，由重庆到成都。那年冬天冷得要命，秦怡穷，没钱买棉衣。消息传到重庆，唐瑜叫吕恩打开一只皮箱，将他哥哥送给他的一件皮袍子拿出来寄给秦怡。吕恩发现还有一件女式的大衣，就说赵慧琛（《马路天使》小芸扮演者——作者注）没棉衣过冬，干脆送她吧。唐瑜说，那就送吧。也是这一年，唐瑜患胃病，他的胞兄从仰光寄来一大堆营养品。他把一半分给大家，留下一半收在床底下。音乐家盛家伦，（著名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就是他唱的）以嘴馋著名，一次猴急啃苹果，崩掉一颗门牙。一次盛家伦问吕恩想不想吃点好吃的，吕恩说当然想。他把吕恩带到唐瑜的房间，叫吕恩趴在地板上找。吕恩低头一看，床底下堆着一摞罐头、奶粉。大笑。盛家伦说不管它，咱们俩先解解馋，说着拱进床底下拿出一听奶粉，抓起一把就塞进嘴里，还给吕恩泡了一杯。偷吃的秘密被传开后，大家送盛家伦一个诨号“大食国王”……
抗战胜利，唐瑜把房子托人代管，自己潇洒地回到了上海。有人说，唐瑜在重庆的资产若全部变卖掉，可开一家银行。
“二流堂”本是一句玩笑话，到1957年反右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二流堂”被当做“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遭到批判，《人民日报》曾发表戚本禹的大块批判文章。吴祖光、丁聪、苗子等一大批二流堂人士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夏衍、叶浅予、冯亦代等全部被网了进去，被批判、审查的“堂友”达百人之多。被整得家破人亡者大有人在。吴祖光愤而作诗曰：
中年烦恼少年狂，
东西南北当故乡；
血风腥雨浑细事，
荆天棘地作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
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
一生误我“二流堂”。
其中最倒霉的是“二流堂”主唐瑜。“文革”中，唐瑜在电影局工作，单位为审查他成立专案组，后因江青插手，升级为“中央专案组”。七次抄家，挖地三尺，迫唐瑜交出“二流堂”花名册，以便斩草除根。还怀疑他家中藏有与国民党联系的电台。唐瑜哪能交得出？上面反复要他交代问题，写检查。唐瑜“鬼精”，幽默地用薄的航空信纸复印若干份，留下一段空白，以便应付四面八方的外调者，据不同部门的要求，补写几句，写上年月日。交代不出新问题，只有皮肉受苦了。一个光头造反派，一次打他十几个耳光，以致他耳聋至今。唐瑜被折磨得实在无路可走，主动跑到公安局，要求他们逮捕他……
唐瑜与潘汉年是至交。潘汉年入狱后，唐瑜不怕牵累，仍与其家属保持联系。潘出狱后，第一个去看唐瑜。潘汉年去世后，唐瑜编著《零落成泥碾作尘》纪念他，还多次捐款在潘汉年家乡宜兴建“潘汉年希望小学”，近年出版的《二流堂纪事》稿费，悉数捐给这家小学。
唐瑜虽然荣登“二流堂”堂主宝座，但他远没有他的堂客们有名，他倒真是一枚“绿叶”。但堂客们一致公认他是个大好人。夏衍哀叹：“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了！”
”吕恩60多年的演艺生涯中，结识了文艺界一大批明星，胡蝶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上世纪30年代，胡蝶在电影界是屈指可数的一号大腕。吕恩30年代在上海当中学生时就崇拜胡蝶。胡蝶的演技和节操给吕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5年春，张骏祥导演《小人物狂想曲》，吕恩与白杨、谢添同台演出，她饰一个爱虚荣的由港来渝的青年女性。当时剧社穷，没有齐备的服装，快演出了吕恩演的角色服装还没着落。张骏祥给时在重庆的胡蝶写信，说好要吕恩自己去借行头，若试穿合身就借回来。40多岁的胡蝶仍风姿绰约，吕恩深为她的端庄美丽而震慑。胡蝶热情招待，并细心询问吕恩扮演的角色背景后，从自己的衣物中挑了一件给吕恩说：“大花衬衫，颜色鲜艳，符合你演的角色；一条西服裤子，表示你出门旅行。”并教吕恩香港女人走路的姿态，嘱咐吕恩“一定要穿高跟鞋，那样在出场时显得苗条、挺拔，一亮相就让观众第一眼觉得你是从香港来的。”吕恩告辞后走出老远，胡蝶又追上来，叮嘱吕恩：“演出时最好用一块花纱头巾把蓬松的头发包起来，并在额前露出几绺卷发，显出风尘仆仆感……”
在胡蝶的悉心指导下，吕恩对演出的新角色充满了信心。吕恩一出场，果然十分抢眼。赵丹在台下当观众，演出结束后，马上跑到后台对吕恩说：“你的上场，使台上为之一亮。”晚年的吕恩，每每想起胡蝶，十分感念她对自己的提携与帮助。
吕恩对胡蝶的民族气节尤为敬佩。珍珠港事件后，香港沦陷。胡蝶东躲西藏。日本的久田幸助是中国通，会粤语，找到胡蝶，以高酬为诱饵，要她去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风景片。胡蝶谎说自己怀孕，不便拍片。然后，通过秘密渠道找到游击队，经乔装打扮，以到九龙租界旁的教堂做礼拜为幌子，偷偷离开香港，辗转到达广东惠阳。胡蝶特捐3000港币给抗日力量。战火逼近韶关，胡蝶又逃到桂林，最后到达重庆。
金嗓子周璇也是吕恩的好朋友。1948年周璇在香港永华电影企业公司拍的《清宫秘史》中饰珍妃，吕恩第一天到这家公司拍电影《山河泪》，在化妆室里结识了周璇。因为她们都是江苏常熟人，倍感亲切。周璇亲切地喊吕恩为“小常熟”。
周璇自幼家贫，是在苦水中泡大的。自《天涯歌女》一举成名，有了钱之后，过惯苦日子的周璇仍很节俭，处处精打细算。倒霉的是她赚的钱后来全被人骗走了，成为人财两空的悲剧主角。
有一件耐人寻味的小事，令吕恩难忘。
一次吕恩与周璇同到一处做客，出门后又同回公司办事。以爽气闻名的吕恩顺手招了辆出租车。周璇马上说车费由她付。吕恩拗不过，只好听她的。上车后周俯在吕恩耳边悄悄说：“我要车子开到公司大门外的马路上停，不开进去。”吕恩不解，问为什么。周璇笑着低声说：“出租车基数是二元，这条路我常坐，到公司大门外正好二元。拐个弯，就要多付两角。”吕恩是个爱开玩笑、好逗乐的角色：“开进去吧，这二角钱我出。”周璇急了，忘了谈话不该让司机听见，大声喊：“不许你多花这二角冤枉钱，和我一起走几步回公司。”
1949年春，上海解放，吕恩准备回去。离港前夕，吕恩到弥敦道买东西，正好碰到周璇，向她告别。吕恩问她什么时候回去。周璇很伤感，说“你们有文化，回去有事做，我不识字，连剧本都看不懂。我演的这些片子，那边是不会要的……”吕恩邀她进咖啡馆小坐，两人又聊了起来。周璇说她喜欢孩子，她打算在香港多拍几部片子攒些钱，将来到上海办个幼儿园……结账时，吕恩抢付，周璇拉住她的手不肯，坚持由她付。
晚年吕恩回忆这件事时凄然地说，“想不到我们的那次见面竟是永诀！”吕恩认为周璇人十分朴实，生活俭朴，从不乱花钱。她也从不想占别人的便宜。可当时电影圈里有人讥她为“犹太”，（吝啬）实在不应该。“从她的节俭中更能体察她的辛酸。”吕恩如是说。
曹禺的温·张骏祥的厉·郁风的善
吕恩的从艺生涯中，受曹禺和张骏祥影响最大。
曹禺是剧专教务主任，30岁时因写出《雷雨》、《日出》已名满全国。吕恩印象中曹禺是为人和蔼，没有架子的先生。那时师生吃住在一起，年龄差距不很大，下课师生在一起打球、游泳，“疯”成一片。曹禺讲授西洋戏剧史和剧本选读，大家最爱听他的课。曹禺能独自仿读剧本中多种角色，声情并茂，很受学生欢迎。吕恩说：曹禺是典型的书呆子，生活上大大咧咧，一点不讲究。他有时穿两只不同的袜子上街，也若无其事。有趣的是，一次他穿棉袍上课，下课到休息室，脱棉衣时，一只老鼠从里面蹿了出来。后来他写《北京人》剧本，就把耗子贯穿在整个剧本中。吕恩入剧专一年级时，第一次上舞台，演一个只图享乐的贪官太太，十分紧张。临上场，曹禺隔着幕布对她说：“不要害怕，我就站在侧幕旁给你保驾；忘了台词也不要紧，我给你‘提词’”。有曹禺的鼓励，吕恩没有怯场。曹禺解放后的第一个剧本《明朗的天》，主角徐羡美就是让吕恩担纲的。晚年的曹禺还老想着吕恩，他在1980年10月6日致吕恩的信中写道：“你的信使我想起40年前在渝州初见你的时候，大约你才十几岁。岁月如流，大家都有些见老了。你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演戏，演电影，都得到了观众的赞许。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已经为祖国添了光彩，我是引以为骄傲的。有一句送你：雄心不取决于年岁，正如同青春不限于黑发，也不随着白发而消逝。”署名“曹禺”后还幽默地加了一行字：“我签错了，我该写‘家宝’。”
张骏祥是吕恩的班主任，以严厉闻名。他教“导演”和“舞台美术”课。基础课学完后，三年级选专业课，吕恩选“编剧”。张骏祥认为她个子高，有形象，在台上能戳得住，建议她学表演。吕恩说自己是南方人，语言不行，没信心。张骏祥说：“语言不好可以学，以后不准你和上海人在一起就说上海话。如让我听到你说上海话，就罚五分钱一次。”在张骏祥的鼓励和督促下，吕恩步入演戏生涯。1947年，张骏祥导演《还乡日记》，大胆起用从无电影表演经验的吕恩。后又让她陆续出演《蜕变》、《北京人》和《安魂曲》等剧中角色。吕恩至今仍很感激张骏祥当年为她选专业、定调，给她表演的机会，使她成为一名演员。
在一伙同辈朋友中，吕恩最谈得来的要属郁风了。郁风是画家，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以爽直、热情、善解人意，广受友人们尊敬。1943年郁风在夏衍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工作，因桂林政局突变，遵夏衍之命到成都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与吕恩同住一个宿舍。那时，她们穷得叮当响。1944年元旦，她们连买早点的钱都没有，大过年的，又不好意思去赊账。天又冷，她俩与赵慧琛三人用被子盖着脚，靠在床上“孵豆芽”。郁风乐观，说大家谈自己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来个“精神会餐”。最后吕恩从枕头中无意发现几张零票子，但不够买三副烧饼油条，只好买了几个烤山芋回来充饥。吃完了，郁风幽默地说，“我们闭上眼睛想吧，想什么就有什么，最好想个天方夜谭中的魔匣子才好呢！”
抗战胜利后，大批文化人回到上海。郁风和苗子那时住在南京，她好热闹，每逢周末他俩都回上海的家，与朋友们玩。郁风爱跳交际舞，唐纳那时在《文汇报》当副总编，是她的最好舞伴。一个周末，郁风约唐纳、赵丹、郑君里、秦怡和吕恩一起去阿凯第舞厅跳舞。乐队奏完最后一支曲子，客人们纷纷付账离开。赵丹纹风不动在说笑话，其他两位男士也不动——照惯例，跳舞是要男士买单的。吕恩觉得好奇，一问才知他们三人都没钱。郁风一听，马上把放在桌上的包拿到膝下，掏出一卷钞票，从桌布底下塞给斜对面的赵丹。赵丹马上精神抖擞，大声叫服务员来买单，还装模作样跟服务生谈天说地摆阔，多付了一笔小费。出了舞厅，大伙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郁风出道早，30年代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时认识唐纳和江青，还在同一剧社同事过。抗战时，唐纳在重庆编《时事新报》。日本投降不久，江青秘密到重庆治牙，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唐纳。周恩来不同意，但经不住江青吵闹，最后只同意江青进城到她的老友郁风家秘密做客。江青那时已是“第一夫人”，唐纳听说江青要找他，紧张之余，理智地找出当年与她（时名蓝苹）结婚时她穿的旗袍让郁风转交，称她“江青女士”，以示过去瓜葛斩断。唐纳后来出国了，倒是郁风这个知情人倒了八辈子霉。在“文革”中，郁风、苗子被江青关在秦城监狱整整8年。郁风出狱后仍对朋友们说：“我对江青（当时）确有好感，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而她自己犯糊涂，她的罪过就是知道江青的老底太多了。
吕恩始终把郁风当成大姐，有事喜欢跟她说。吕恩与吴祖光在香港友好分手后，吕恩花几千元买了一部莱卡照相机送给吴祖光。后来吴祖光与新凤霞结婚时没钱请客，把照相机卖了，在欧美同学会办婚礼。吕恩听了很不舒服，把这件事告诉郁风。郁风开导她，批评她心眼太小，说：“送给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吕恩想想，郁风说得在理，气也消了。吕恩后来的爱人胡业祥去世后，她情绪低到极点，远在澳大利亚的郁风、苗子写很长很长的信开导她，希望她振作起来，劝她用笔写写，抚平悲哀。吕恩试着照做，果然走出了低谷，积累了不少文章，2007年居然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回首》。
郁风逝世已有3年了。吕恩说很早就想写一篇怀念她的文章，因心绪不定还没有写出来。她说她一定要写，否则于心难安。
1938年吕恩就读国立剧专，吴祖光是校长俞上沅的秘书，兼教国语。不久吴祖光的《凤凰城》上演，文名鹊起。吴祖光好请客，一次叫上了学生吕恩。17岁的吕恩不解，事后问“吴先生，你怎么也请我？”吴说：“我喜欢你呀！”吴祖光常提醒吕恩：“没事别玩，多看看书，多写写字。”吕恩当时也没认真，直至结伴到成都演出吴祖光的《牛郎织女》后“才慢慢好上的。”有段时日，吴祖光给吕恩和秦怡同时写信，称吕恩是“傻女孩”，称秦怡是“美女孩”。吕恩知道了，也不嫉妒。吴祖光对人说：“要是吕恩嫉妒，她就有爱我的意思了。”吴祖光还教吕恩记日记，纠正吕恩的发音……日久生情，两人便生活在一起了，但谁都没提正式结婚的事。1944年3月，吕恩回老家常熟探亲，发生一个插曲：故乡的一位已定亲的表兄对吕恩有点“意思”，外界又有传闻。母亲警告吕恩：不能和表兄好，否则要出人命。正在这时，吴祖光到常熟来了，与吕恩母亲作了一晚交谈，母亲对吴很满意，对吕恩说：“这人对你不错，他又有学问，你们就结婚吧。”吕恩觉得突然，后又想，女孩子大了，老被人追来追去，也不是个事，不如成家后专心搞事业。1944年3月，吴、吕在上海举办婚礼，由冯亦代、丁聪操办。夏衍和叶圣陶是证婚人。他们共同生活了6年，1950年友好分手。
晚年的吕恩总结分手的原因，是两人性格差异大，生活习惯、爱好也不同。吴祖光偏北方人的习惯，喜欢听京剧、吃面食，好静；吕恩喜上海人的情调，爱吃米饭、爱跳舞，好动。一次吴带吕去欣赏京剧名角麒麟童的戏，吕恩却呼呼大睡。吴祖光说是在对牛弹琴。在上海，吕恩与赵丹、唐纳跳舞，吴祖光当观众。在上海的一段时日，吕恩晚上拍戏回来晚，天亮一睁眼，吴祖光已上班去了，有事互留纸条，像街坊邻居。时间一长，在感情上自然就疏远。吕恩为人爽直，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有男子气概，她不欣赏吴祖光的“黏黏糊糊”；而且，吕恩个性很清高，她认识吴时，吴还藉藉无名，后来才“发”起来。吴祖光名气如日中天时，别人叫她吴太太，她听不惯，她喜欢人家叫她吕恩。她叫吴祖光就是吴祖光，从不叫祖光。1949年在香港拍《虾球传》时，他们便决定分手了。吕恩回忆这段往事时，不时夸吴祖光聪明，人缘好，待人诚，朋友多，交情厚。吕恩总感到自己对吴祖光“敬”多于“爱”。说他俩宜做朋友，不适合做夫妻。尽管如此，吕恩觉得吴祖光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她数次说：“我仍然很感激他”。吕恩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她与吴祖光共同生活的6年，是吴祖光创作高峰的6年，最出成果的6年。在外人看来，这当然也是“绿叶”衬托“红花”的6年。
说起他们的友好分手，文明又理性，浪漫又温馨。
1949年吴祖光由港回大陆时，经济情况窘得很（编剧收入不如演员拿固定月薪），他们把房子抵押掉，得几千块，吕恩全给了吴祖光。吕恩考虑吴祖光当导演，将来拍戏采景需要照相机，就花几千元买了部莱卡照相机送他作纪念。（那部莱卡照相机可买辆小汽车！）光睡衣就买了十二套。
吕恩认为吴、新很般配，新凤霞崇拜吴祖光，吴祖光也体贴新凤霞。她为他们祝福。吕恩说他们结婚时，她送了礼，只是人不便去。
分手后的吕恩与吴家父母、兄弟姐妹处得仍很好，吴祖强、吴祖康他们称她仍一口一个“吕姐”。吕恩自豪地说：“整个吴家，Family都是我的朋友。”吴祖光似乎也没把旧情断绝。1951年，吕恩在西苑革大学习，新婚后的吴祖光还去看吕恩，并带了条烟（吕恩那时抽烟）。吴问吕“今天是什么日子？”吕恩被问得莫名其妙，吴祖光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他们一同去了趟颐和园。吕恩理智地提出，两人关系既已结束，大家就不要单独见面了。吴祖光说做朋友总可以吧。吕恩说新凤霞很爱你，爱情是不能容沙子的，自那以后，他们只在朋友聚会场上见面，再也没有私下交往。
吴祖光结婚后，吕恩与胡蝶的堂弟、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人员）胡业祥结成连理。育有一子胡其鸣，在美国从事影剧业，颇有成就。胡业祥于1998年去世。
新凤霞去世后，吴祖光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患老年痴呆症，语言有障碍。“二流堂”主唐瑜88岁生日，二流堂幸存者们在北京的“夜上海”为唐祝寿。这是吴祖光最后一次参加老朋友聚会。吴、吕同席，餐桌上，吴祖光只知道埋头吃菜，一言不发。餐毕，唐瑜夫人李德秀与吕恩耳语：“吴祖光要和你照张相”。吕恩先是一愣，然后便很坦然，“就这样他拉着我的手和我照了张相”。吕恩说这张照片她也没见过，大概是被拍照的那位朋友收藏了。
回首与吴祖光的如烟往事，吕恩感慨万千：“吴祖光对我是有情的”，“我想是吴祖光把我带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我没有认识他，那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会走另一条道路。想来想去，我还是很感激他。”
徐悲鸿的《猫》·张大千的《仕女》
吕恩不事收藏，但每遇友人赠物，她必珍如拱璧。她觉得那不止是纪念，而是收藏友谊。“文革”中，她家遭造反派四次劫掠，书画文物荡然无存。最令她痛心的是两幅前辈的赠画：一是徐悲鸿的《猫》，一是张大千的《仕女》。
这两幅画的得失都十分传奇。尽管吕恩已是88岁的老太太，对往事的记忆仍十分清楚，连细节都说得绘声绘色。
1 943年，吴祖光写出剧本《牛郎织女》，由余克稷主持的怒吼剧社演出。张骏祥任导演，丁聪是美工。耿震饰牛郎，张瑞芳饰织女，吕恩饰王母娘娘，在成都演出，盛况空前。老板余克稷赚了一笔，但他为人十分厚道，给每人都发了不少钱。吕恩说，“好几千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打牙祭是打不完的。吴祖光、吕恩和丁聪三人决定去青城山玩儿。
碰巧山下天师洞徐悲鸿、廖静文、苗子夫妇在写生。那是吕恩第一次见徐悲鸿和廖静文，当时他们还没结婚。徐悲鸿请客，廖静文坐在他身旁，他不时给廖静文布菜，体贴、殷勤。餐毕，徐悲鸿给吴祖光、丁聪各画了一匹马，给吕恩画的是只猫。吕恩装作不高兴，说猫没有马好。徐悲鸿笑着说：“我画的猫最好，我家里养着许多猫，你看我画的猫正午的眼睛多有神。人家说我画的马好，其实不怎样，总有一只脚蹩着。”大家被徐悲鸿的幽默逗笑了。
这张《猫》，吕恩装裱后一直珍藏着。“文革”抄家，“猫”被造反派“捉”走了。据说林彪对徐悲鸿的画很感兴趣，曾声言要收藏100幅。吕恩的这只猫就被林彪“养”了起来。林彪折戟沉沙后，这幅画流入故宫博物院。
另一幅是张大千的《仕女》。
那是1949年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吕恩演完了《虾球传》，正打算返回内地。一天苗子、郁风夫妇约她到澳门去拜访张大千。吕恩生性好热闹，一听说要去看大画家自然高兴。苗子与张大千谈事，吕恩与郁风就去欣赏张大千的画室。吕恩说，大千先生的大画桌上摆满了一件件女人的旗袍，她先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晓得是太太小姐们送来请大千在旗袍上画荷花的。那时张大千正处两难困境：回大陆吧，有“前科”，世人指责他当年破坏敦煌；他对共产党又缺乏了解。去台湾吧，他曾应何香凝之邀为毛泽东画过画。妻儿老小一大拨人，全靠他一支笔，动乱岁月，画又不好卖，经济上很窘，只好干起在旗袍上画画的活。告辞时，张大千与他们合影留念，送给苗子夫妇一幅《荷花》（此画“文革”被抄，未还），给吕恩画了一幅《仕女》。吕恩说：“那是一件素描，风格很独特，身子是古代的仕女，而脸蛋画的是我，并题了上款。”过了若干年后，吕恩始知，苗子拜访张大千是受夏衍的委托，动员张大千回大陆的。苗子夫妇邀她同去，只不过是拉她当陪客、作幌子而已。
吕恩回大陆后，一直珍藏着《仕女》。“文革”抄家时，《仕女》与《猫》一道被掠走。这幅画后被康生要去。粉碎“四人帮”后，此画也流入故宫博物院。
1978年第四届文代会召开，一大批知名人士联名写信强烈要求归还抄家物资。叶浅予让吕恩也签了名。因为是作为提案上交的，上面也认真。还好，抄家书画大多存在故宫。按规定，凡上款明确的，归还。如是古画，无法认定主人，画主只好自认倒霉。叶浅予的一大批古画，就无法追回。当叶知道吕恩追回两张画后，十分羡慕，说：“吕恩，你福气好。”
吕恩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1948年冬，唐纳从沪到港，准备赴美。夏衍请唐纳在浅水湾一家酒店喝茶、跳舞，吕恩等老朋友作陪。一个朋友为大家拍了张合影作纪念。“文革”中吕恩家四次被抄，这张照片也被掳走，不久吕恩也被送进牛棚，她一天到晚担心这张照片东窗事发。万幸无事，原来那些造反派不认识唐纳。“文革”后发还抄家物资时这张照片被退了回来。吕恩说：“如造反派认出唐纳，把事情捅到江青那里，我大概要和郁风一样被送进秦城监狱！”
由于“文革”中常在太阳下暴晒，1973年吕恩得了“红斑狼疮”，差点丢命。治愈后，吕恩便告别了舞台。今年88岁的吕恩，对人生深有感悟：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对历经沧桑的过来人来说，实在没有意义。她说：“平安是福，活着就能多看看这美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