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年老而来的诸多僵硬不便,对每个人的影响程度不同。大多数的人随着年龄渐长就会慢慢脚步,有些人可以保持活力许多年,有些人却很早就进入了萎缩的生活。当我们在思考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些差异时,自然会想到健康、乐观这类的人格特质,以及对生活的兴趣。另一个不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因素,则是家庭关系的特质。
经过多年的相处后两个人成为一个单位,这个两人单位扩展了自己的某些个人潜能,也缩减了一些可能性。当这个关系良好时,结果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他们有弹性,这对夫妻就能重新适应改变中的状况。
但这种剧烈的可能性所带来的任何力量,都可能出错。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错误互补关系的奇特故事。
六十八岁的艾米里欧·里维拉躺在病床上十七年了。因为生活重担而饱受疼痛之苦,他服用并滥用药物,如:阿斯匹灵、巴福音(Buffein)、艾德弗(Advil)、达尔旺(Darvon),最后更进一步服用含有可卡因的药物(Empirin)。
很少事物像疼痛一样,提醒我们与别人最基本的区别。当有人说他头痛时,我们根本无法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头痛是什么感觉。我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疼痛:它是区别我们和别人的几种经验之一。不论我们多么深爱彼此,就是无法分享彼此的痛。
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把身体的痛苦,转变成对家庭组织的理解。因此当我们处理有疼痛病患的家庭时,我们会考虑个别治疗。
但是去看医生也许不是解决办法。内科医生总是轻忽疼痛,他们常说:“它会好的”、“那只是你的身体反应”或“你得习惯它”。如果你的背痛或关节痛,复健师就会处理那个可能的原因,然后模糊地保证:问题解决时,疼痛也会消失。推骨治疗师会整整你的骨头,希望你的疼痛会消失。如果这些专家无法找出什么病因,或痛疼迟迟没有消失,你可能真的得学会习惯它了。
今天,我们有了特殊的疼痛诊所。这些诊所提供放松的技巧、热敷、药物和催眠,但是它们对于家庭组织并没有兴趣。家族治疗师并不了解疼痛治疗,而疼 痛治疗专家也对家庭关系不感兴趣。因此艾米里欧·里维拉这样已经饱受疼痛之苦三十年的人,就落入了两种领域之间的模糊地带。通常这样的人不会来寻求家族治疗,或者,如果他们真的寻求家族治疗,也不会满意这种治疗的引导方向。
配合疼痛的家庭故事
当艾米里欧还年轻时,他的身体开始出现模糊、不明、位置不定的疼痛,他在祖国哥斯达黎加的乡间花了七年的时间,遍寻许多的医生和巫师;由于找不到解决办法,他开始自行服用任何找得到的止痛药、吞食大量的镇痛剂,不久后他也上瘾了。
有人说一个忧郁症患者最喜欢的愿望,就是自己出了真正的疾病——某些可以确认的疾病,可以证明他们的担忧,为抱怨合理化。当医生诊断艾米里欧有轻微的气喘时,他的心也离开了,他开始退缩到床上。从那时起,他就步入了早来的衰老,受到朵罗丝——他的妻子兼护士——的无私照顾。
他躺在床上过着一天天平静无事的日子,避开了生活的恼人事物,进入一种浩瀚、几乎是尽头的平静。对于他的病症,艾米里欧的妻子和孩子的反应起先是警觉和同情,然后是生气,最后变成了放弃,而生活仍然继续着。
当这家人搬到纽约来时,艾米里欧已经克服了对止痛剂的瘾,但大多数时间仍必须待在床上,他呈半残废的状态住在公寓里的禁区。于是这个疼痛病症者的故事,变成了一个配合这个疼痛而重组的家庭故事。当一个家庭开始调整去支持其中一人的病症时,通常不容易发现何时应该适可而止。
十六年来,艾米里欧和家人处在和解的状态,他可以在没有病痛的情况下发挥最少的功能。然后,到了第十七年,这家人居住的布鲁克林区一所老人病中心的医生,开始发现到这家人的悲苦,以一种伟大的使命感企图治疗艾米里欧。就像李伯大梦(Rip Van Wan Winke)中的李伯一样,艾米里欧是个异数和极大的挑战。
不多久,每天早上十点,医院就会开救护车来接艾米里欧到老人日间看护中心。他在接受这些机构例行的检查,这是用来填补时间而非创造生产。到了下午两点,艾米里欧被送回公寓,立刻又回到床上。
这家人很满意这种安排。艾米里欧每天早上到医疗中心,让朵罗丝可以有几小时的时间整理家务,不必照顾他。其余的时间,他们的活动仍是数十年如一日,艾米里欧看西班牙文的电视肥皂剧,如果他有什么抱怨或需要,朵罗丝就照顾他。
在很晚才天黑的布鲁克林,在那些漫长的下午,没有人知道艾米里欧的心里在想什么,过了一阵子他们也不再关心了。然后生命悄悄地出现了契机。
有一天艾米里欧宣布了一件不得了的事。这么多漫长而空洞的下午,让他心里慢慢滋生起想回故乡哥斯达黎加的渴望。他想念老朋友和生病前的年轻自己。于是,他宣布要回去出生的城市看一看。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促成这种神秘的精神觉醒,但这一家人开始警觉了。他要怎么做?如果他的病情变重了呢?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习惯他是个依赖、卧病在床的病患。这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念头不但很难理解,更难接受。他们训诫他要待在床上,但他不肯听。他们找来家庭医生劝他打消这个愚蠢的念头,但是医生觉得如果艾米里欧想回哥斯达黎加,当然可以去,而且这件事对艾米里欧或许有益。医生的评估只更加深了这家人的苦恼。
艾米里欧的家人在慢慢习惯他的疾病之前,其实经历了许多次的起伏。当孩子们还小时,因为他的酗酒习惯和情绪不稳,小孩常会遭殃。后来他戒了酒,变得更郁郁寡欢和情绪不定。孩子们无助地看着他到处向医生和巫师求诊,希望能治疗他当初所说的不明原因的哀伤,和后来他所说的疾病。之后,当他的用药习惯变本加厉时,这家人开始经历上瘾者家庭的痛苦。现在他们非常害怕任何会打扰这个平静状态的事。因为不相信情况可能会好转,他们仍期待至少不会变坏。于是,他们的警戒心大起,打了电话给我。我同意和这整家人见面,讨论艾里欧的惊人计划。
爱的监狱
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四十年之后,我仍然觉得与西班牙人家庭共事有一种特别的愉悦感,他们让我想起在阿根廷乡下的经验。就像艾米里欧一样,我还记得小时候去看当地的巫师(santeros)的情景。我还记得有一个巫师治疗了我姐姐的消化疾病,他很仔细地在她小的身体上比划了半天,然后就宣布她痊愈了。而她真的病好了。我知道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的文化非常不同,但是这些年来,我对所有西裔美国人都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会面的那天下雨,这家人迟到了几分钟。我对这个人越来越好奇,他经过了这么多年,竟然突然决定要离开床。当他们抵达时,我看到了一个外表健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亲切地和他的母亲谈话。跟在几步后面的是这位父亲,看起来虚弱且心不在焉。
艾米里欧·时里维拉是一个老迈的高大男人,削肩,有个又大又圆的肚子,藏在烫得笔挺的白色麻衫底下的是那种在热带国家穿的松垮衬衫。他的下巴压得低低的,拖着脚步走进房里,身体微微向前,好像逆着风前进。
他的妻子,朵罗丝,看起来就像西班牙悲剧里的哀伤女人,白发包着黑色的头巾,阴郁、威严、直挺、满面皱纹,有一点冷酷。她的眼睛深黑,紧闭着双唇,就好像很努力不发出抱怨。
第三个成员是他们的儿子,迪昂,一个强壮结实的年轻人,一头浓密的黑发,下巴有一点点胡子。他经常笑,用力地嚼口香糖。艾米里欧和朵罗丝比邻坐在靠近门边的两张椅子上,迪昂则大剌剌地坐在与父母成直角的沙发上。他的嫂嫂马莉拉和哥哥拉菲尔在找到停车位后就会加入我们。
我心想还是赶快切入主题,于是我对艾米里欧说:“我听说你计划去一趟哥斯达黎加?”
“对,只是去看看,”他说,眼睛看着他的太太。
“我什么都不会答应,”朵罗丝摇着头回答。“每个人都生气了,没有人希望他去。”她看着沙发上的儿子,他也点头同意。
界线这么快就划出来了。计划去哥斯达黎加的艾米里欧是一边;其余的家人,害怕着此行的后果,在另一边。
艾米里欧的妻子和儿子轮流提出哥斯达黎加之行的危险。没有家人的看护,他要怎么照顾自己?艾米里欧单调温和的抗议方式,已经成了他的注册商标。这家人用疲倦的悲观论调争辩着,放弃彼此了解的希望。
我发现这个情况非常荒谬。他们坚持他好不起来了;而他无力地说,他们应该让他试试独立。
“维里拉先生,”我说,“请问你今年几岁?”
“六十八。”
“他们把你说得好像是个小孩子。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那是因为他们非常爱我,才会那样。”
“那是出于亲情?”
“对,出于亲情。”
“我不懂,里维拉生究竟是大人还是小孩?”
我开始迎战我的敌人,这个敌人非常厉害。我可以自在地处理愤怒、压力和焦虑,但亲情这种东西让我困扰。亲情是暗藏了罪恶、忠贞、要求、指责和偏颇的地雷区,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摸索出一些可以解除这个引爆装置的策略。
“里维拉先生,”我说,“他们把你放在牢笼里。他们保护你,因为那是出于爱,所以你不能生气。”
我知道我的挑战是,企图在这个铁铸的家庭组织上敲一个凹洞。我知道我瞄准的是正确的方向,也知道西班牙文化中,男人自主权力的价值非常重要。这场比武才刚刚开始,我已经准备好武器。
里维拉先生的儿子代表家人发言:“你说得一点也没错,我们的确保护过度了。但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不看着他,他就不会照顾好自己。以前他自由的时候,他选择服用止痛剂,选择吃阿斯匹灵,他可能会服用可卡因——他什么事也不能做。”
“里维拉先生,你的家人非常保护你。你六十八岁了,他们对待你的方式好像你是个小孩子,或是个虚弱的人。”我站了起来,像个虚弱的老人蹒跚走了几步,然后用西班牙文强调我的论点:“他们对待你就好像你老得活不下去了。”我换成西班牙文时,称呼他唐·艾米里欧,这是一种尊敬的称谓。
“她爱你,他也爱你,你喜欢被爱。但对我来说像是监狱,一个愉快的监狱,因为那是爱的监狱。”
“我们给过他很多次机会去改变,”迪昂说着,身体向前倾。“他选择不动,因为背痛、头痛,反正他就是不肯动。”
这位移民第二代迪昂,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已经习惯做他的父母和老美文化的沟通渠道。这位乖儿子代表父亲发言,却在过程中叫他不要说话。我已经看到了这趟哥斯达黎加之旅似乎是艾米里欧离开病痛生活的崭新开始,值得冒险一试。
“你真的想去哥斯达黎加,唐·艾米里欧?”
“对。”他坚定地回答。
“去多久呢?”
“看情况,可能很短,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我告诉他们,那可以让我暂时成为我自己,懂吗?让我过自己的生活。”他是真心说这句话。
我喜欢这个人。他让我想起童年时期的某些家伙,单纯、精明、和善,顺应生命的安排。我记得在圣萨尔瓦多的唐·查斯,他以前常对我父亲说:“我每次和最胖的舞伴跳舞都会卡住。”艾米里欧也一样,他正在打生命发给他的牌局。他还太投入自己的想法,看不出来自己其实剥削了妻子和孩子。他以为只是在打手上唯一的牌。
“艾米里欧,”我说,“你必须说服他们,你能照顾自己。你要说服深爱你的妻子和儿子,六十八岁的你,可以不需要他们的看护独自前往哥斯达黎加一个月。 ”而我从经验得知,这件事必须在这次会面中发生,他会需要帮助。“你能说服他们吗?”
“我告诉他们了,但他们好像不喜欢这个想法。”他懦弱地说。
艾米里欧的抗义方式很贴切,对一位病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妥的,诚恳、有一点软弱。他已经使用这种被动的力量很多年了,非常熟悉各种变化方式。
他的儿子一副放弃的态度:“我相信了,让他去吧。反正他要不是做错事害死自己,就是没害死自己。”他的妻子说她并不相信他的话,但也无法阻止他。然后她开始列举出他以前犯的错误,不断重复说家里每个人都很担心。
艾米里欧已经对不负责任这种事失去了感觉,此刻他几乎是一个人滑稽地在扮演冠军的角色。我得帮助他,“如果他们还是认为你无法离开他们的保护,这样他们只是让自己难过。这是你的监牢,也是他们的监牢。”
爱这个东西……
我的第二条治疗警语:你的狱卒和你一起坐牢。理性的思考力量产生于这种观点的改变。我开始动摇他们顽固的信念,首先,这家人帮助艾米里欧卧榻病床,因此,他被他们所控制。其次,这家人也和他一样在病床上,因此,他们也被他所控制。现在我要这位“虚弱的”病人“强力地”说服家人,他并不需要他们。稍后我再用别的方法,说服这家人他们并不需要他。
“你得让你的太太相信,你可以不需要她的关爱和控制,你可以自己生活一个月。”
“她很难听进我的话”。艾米里欧用一种可怜的声音说。
“不,艾米里欧,我想你的声音太软弱了。”
现在朵罗丝开口了:“他很虚弱,整天待在床上,哪里也不去。”
“我没办法去,”他抗议道。他要如何不危害他的虚弱,而展现出力量?“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虚弱。”他说着,无奈地耸了耸肩。
“什么虚弱?”
“身体的虚弱。”他回答。
“这个……”我觉得像是一个喇叭手,吹着起床号想把死人叫醒,所以我改变了话题,“你想去哥斯达黎加的哪里?”
他说,他要去乡下和朋友在一起,远离吵杂的城市。他很热切地诉说着,怀念起老友和事情变化之前的那段日子。他殷切地希望看到哥斯达黎加,声音变成了以前的艾米里欧。
迪昂希望我能了解他父亲可能会多么孤单,“那个地方深入山区,连公车也不会到。”
此时有人敲了门。我走过去开门,门口站着艾米里欧的大儿子和媳妇。我们握了握手,他们进入房间,坐在迪昂旁边的沙发上。
他们看起来生活很充裕。媳妇马莉拉,有着深红色的短发,带着金耳环,年届四十,颇有魅力,穿着翡翠色的缎衫和黑色毛裤,她是律师助理,带着自信的特质。她的丈夫,拉菲尔,是位药剂师,提供家人建议和药方。他穿着一件棕色的皮夹克,里面是一件蓝色的丝衬衫,金边眼镜让他带有一种严肃的表情。
我对他们说:“我们正谈论到你父亲的声音很软弱,还有他很难让别人相信他也许是个负责的成年人。你们的小叔相信他说的了,但他说你们会很难相信。”
“说得没错。”马莉拉平静地说。
迪昂很快补充,“我相信,是因为他‘想’去。我们应该让他学一点教训。那是我的感觉,但是,说他真的可以照顾自己、控制他的气喘、保持高度警觉,这些我可不信。”
我再度感受到这家人的顽固抵抗。我不和迪昂争论,转而问他的哥哥:“我认为你父亲活在牢笼里,这是保护的牢笼、关心的牢笼、爱的牢笼,但它仍然是牢笼。”
我回到了第一个比喻。为了让新到者参与,我必须退回几步。治疗是重复的过程,它的技巧就是以不同的变化重复主题。
“这是全家人的问题,除非所有人都改变,否则他不会改变。他已经充分说服你们,他很无能,所以你们需要保护他,他做了他的部分。但是你们做的部分,就是把他放在一个他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位置。我认为这是严重的家庭问题,你懂吗,爱也可以变成控制,他已经训练你们这么做了。”
“你建议我们怎么做?”马莉拉想知道。
“他得说服你们。”我说。
艾米里欧沉默不语。
我设法告诉他们这是一条双行道 ,但他们很难理解。在家庭里,所有事情都是双行道,但家庭成员永远很难理解。